我最喜欢谁的意见？

Henri Matisse，dance

这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。人一生都要变，不变了就是死人。

在变化中生存，在生存中变化。这是进化论的命令。人的本能不喜欢变化，变化意味着未知与恐惧。但不管你喜不喜，变化总在发生，所以，早点接受、并且喜欢变化，是更优策略。

一个人的经验、知识与时间都极有限，可是面临的变化又是无限的。仅以个人的力量迎接变化，力量就很悬殊，犯错的成本过高。重大决策，犯一次错，或可弥补，两次，命运可能帮你，三次，你也许走运，四次五次，此生就交代了。

但人有学习能力，能够借助所有其他人的知识应对变化，这可让善听意见的人面对变化时做出正确的选择。所以，不必害怕变化。

善听意见，关键在于善，要建立一个甄别机制，他人的意见对你同等重要，那你就是风中黄叶，尽日飞舞，忙得很，却没有自己的方向与生命。善听意见，就是要忽视那些噪音意见，留下有价值的意见，像一棵大树，风吹不走，却要顺从阳光的指示。

我最喜欢谁的意见？那些我尊重的企业家的意见。因为他们的意见成本很高，花了许多钱试错出来的，他们也通过自己的作为，自己的企业，改善了自己、他人与世界。

像任正非、曹德旺、马云，他们说什么我都会认真听听，不会同意全部，但即使不同意，我也额外多花点时间想想，因为他们的错误也更有价值——他们力量这么大都免不了的错，更值得提防。感谢这三位企业家话比较多，愿意发表意见，不怕被骂。当然我不是认为企业一定要话多，马化腾就安静，也很酷，我们也多少能知道他是怎么管理企业、应对变化与危机的。

美国去年恶整华为以来，让我有机会观察中国一些媒体与意见领袖的态度（有一些我原来很尊重），很失望。美国人至今都还没拿出证据，他们第一时间给华为定罪了：你没错，美国政府怎么会抓你？而之后一起劳资纠纷引发的判决，舆论的洪水似乎非得把华为搞垮不可，立论基础是：你肯定错了，然后借中国政府搞人。对一家中国杰出企业如此不公正，这些人挥霍了自己的道义资源。

特朗普是个精明顽强的战士，为了赢可以不择手段，也可以挥霍掉美国的道义资源，比如他和他的高官，近来特意称新冠病毒为“中国病毒”或“武汉病毒”，这不是他们蠢，没有基本的求真和科学精神，而是为了迎合选民，只要能得到选票，污名化中国与武汉又有什么关系？

特朗普如果多听听美国杰出企业家的意见，他应该可以守住不伤害无辜的基本道义。美国的许多企业家，对中国长期持友好态度，他们更理解中国人创造经济奇迹的不容易，也知道冲突与纠纷，唯有互利共赢可以解决。美国历史上多位总统都选择钢铁大王安德鲁·卡内基当他们的好朋友，爱好和平的卡内基也多次化解美国总统想动武的冲动。

卡内基的自传，我经常翻一翻，在里面找意见。他可能是最典型的企业家，8岁时，就下决心长大后要拯救贫穷的家庭，10岁开始打杂，有了收入，满心喜悦可以成为父母的帮手，13岁和走投无路的父母从苏格兰移民美国，从此开始正式工作，66岁时将钢铁帝国出售给摩根财团。他没有任何资本，从最低层的职位开始，迅速升迁，不停得到机会与提携，就在于他总是尽力把事情做好，喜欢困难与变化，它们提示他需要掌握新技能，开拓新视野，然后他就学习、掌握，企业版图就随着他遇到的困难一步步扩大。

遇到问题，逃避、甩锅或冲突，都不是他的选项，他在原则上毫不退让，但总是在想怎么为对方创造利益、怎么提携有为之人、怎么回报这个世界。出售企业获得巨款财富之后，卡内基人生最后的岁月，完成了他最艰苦的工作，将这些财富合理地、高效地回馈给世界。他认为纵容懒惰与恶习的慈善是有罪的，那样不如把钱扔了，慈善应该帮助那些自助者，那些努力了却受命运无情打击的不幸者，而不应给堕落者一美元。

他讴歌个人主义、进化与竞争，赞同财富应该也必然聚集到优胜者手中。他又进入无我境界，认为财富交给他，只不过是看中他更有能力分配财富，自己有义务在死之前为公众处置好这些财富。他最早开始慈善事业时，曾想向自己的发家地匹兹堡捐赠图书馆与礼堂，但是匹兹堡拒绝了。官员与议员们后来觉得没面子，又请卡内基重新捐赠，卡内基同意了，而且把捐赠额提高了4倍。

他的好朋友，哲学家斯宾塞理解不了，认为他应该拒绝，匹兹堡配不上他。卡内基说，如果我只是为了收获感恩戴德，我确实会生气，可我的捐赠只是为了匹兹堡人的福祉，为了感谢我在这里致富，原先的怀疑与拒绝只会促使我更坚定的捐赠，为此地种下善良的种子。

我们的一生，有这样的企业家指导，就能少走很多弯路，能克服更多困难，也能更公正、更高尚、更幸福。